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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近年来,女童性侵的相关新闻时常见诸报端。

  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件数据为125起,平均2.92天曝光1起;2014年全年数据为503起,每天曝光1.38起;2015年全年340起,每天曝光0.95起,2016年433起,受害人778人(表述为多人受害但没写具体人数的,按3人计算),平均每天曝光1.21起;比2015年增长了27.35%。

  从数据上来看,近3年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案件均大幅高于2013年,体现了儿童被性侵现状的形势严峻,也反映出社会和媒体对这一现状的关注度提升。

  由于案件特殊性、社会认知、传播规律等因素影响,仅有极少量的案件被曝光,社会各方对这一严峻形势关注度仍不够。

  屈辱的书写

  今年4月27日,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身亡,年仅26岁。在她的自杀背后,是年少时曾遭受老师诱奸而留下的严重心理创伤。这些经历被她写入了今年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5月9日深夜,北京电影学院女生阿廖沙(化名)在朋友圈曝光自己曾受到大学班主任父亲性侵,并且事件发生后她报警无果,反而被老师和同学攻击排挤,中间甚至无奈休学。该事件连同林奕含事件,被曝光到网络后迅速发酵扩散。

  据报道,林奕含的父母此前曾表示,还有三名女生遭受同一位老师的伤害,林奕含为了保护这三位女生,坚持不肯透露她们的姓名。林奕含的父母在女儿去世后,发布了声明:“女儿这些日子以来的痛苦,纠缠着她的梦魇,也让她不能治愈的主因,不是忧郁症,而是发生在8-9年前的诱奸。……她写书的目的,是希望社会上不要再有第二个房思琪,希望天下的父母、善良的男孩、女孩和男人,都能用温柔和温暖的心灵来一起保护房思琪们。”

  据台湾地区“卫生福利部”的数据,仅在2016年,台湾地区就有约8100人遭受性侵害,其中超过80%受害人都是女性,半数受害人未成年。林奕含表述自己的写作为“非常堕落的书写,是屈辱的书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书写”,“作为小说的写作者,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

  小说主人公房思琪在被老师性侵后,想告诉母亲,于是试探说,学校里有学生和老师在一起了。母亲冷冷地回了一句:“一定是那女生很骚。”她还在饭桌上对母亲说:“我们的家教好像没有性教育。”母亲说:“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

  事实上,这正好折射出我们现实社会中性教育缺失的现状。

  “女童保护”连续4年对中国儿童防性侵教育现状进行调查,2016年儿童防性侵教育现状调查将重点放在家庭教育上。对全国31个省份的9151位家长调查问卷显示,68.63%的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过系统的防性侵教育,31.37%的家长表示有过。41.37%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从没有提及过防性侵方面的知识,39.39%的家长提过3次(含)以上,19.23%的家长提过3次以下。

  据调查数据显示,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50.61%的家长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从孩子言行中识别,16.85%的家长不能识别。28.08%的家长不会定期检查孩子的内裤和身体私处有无异常,22.64%的家长有时会检查,36.63%的家长给孩子洗内裤或洗澡的时候会注意,经常检查的家长只有12.64%。21.44%的家长认为性侵害离孩子很遥远,30.32%的家长不确定儿童性侵害是否会发生在身边。

  调查数据显示,在发现孩子被性侵的境况下,84.74%的家长会选择报警;3.39%的家长会选择私了;0.45%的家长选择默默忍受;11.42%的家长选择用其他方式解决。

  而实际生活中,选择报警的人,真的有这么多吗?默默忍受的人,真的这么少吗?

  性犯罪,怎么惩罚

  根据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31日的报道,宿迁市一小学教师因为在教室内多次猥亵女生被判刑。法院采纳沭阳县检察院建议,除判处该小学教师孙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外,同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被害人的母亲张女士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

  孙某某原是某小学的数学老师,他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在2016年3月至6月期间,多次在教室内猥亵多名女学生,因被害人的母亲张女士报警而案发。

  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害的为61起,占14.09%;有269起性侵案件的作案者是多次实施性侵,占比高达62.12%。这一方面说明了性侵儿童案件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此类案件作案人多次实施性侵害的情况严重。性侵犯罪本身就非常隐蔽,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作案者基本不可能自动终止。

  虽然《教师法》中规定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但考虑到宿迁孙某某行为的恶劣性,其虽丧失教师资格,但仍然可以从事教育培训等相关职业。为了预防再犯罪,保护青少年的安全,沭阳县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依法提出禁止从业的建议。据了解,这是江苏省首个针对性侵案件被告人的禁止令。

  林奕含事件得到了广泛关注后,越来越多包括阿廖沙这样曾经的性暴力受害人开始述说他们的遭遇。但大部分人仍不愿透露详细信息和自己的身份,更多人选择了缄口不言。

  缄口不言的原因,不言而喻。这种现状,与既有的社会观念有关,更与法律制度有关。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宋文珍在2017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上表示,儿童作为国家最宝贵的资源,这方面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气力、拿出更多的政策措施推进保护。她做儿童工作近30年的体会是,在儿童问题上一刻不能等,应该把儿童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真正落实儿童优先原则。

  她说,在儿童防性侵方面,还是要建立一整套国家儿童保护体系。儿童保护一定要多方面,涉及公检法教育各个方面,现在要有一支队伍做这个事。从教育方面,首先要教育家长,做好亲子教育。其实这些儿童出了问题,责任应该落在成人肩上,应该把家庭教育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当中。因为我国在家庭教育投入跟学校教育方面的投入相比太少,而家庭教育又非常重要,所以同时对家庭监护能力应该给予指导、监督。其次,她也始终支持呼吁很多专家提出的把性安全教育纳入课程教育当中。最后,与儿童相关的工作人员即“易接触儿童的人”应该加强培训,让他们掌握这方面的知识,避免犯错误。

  还需要多部门协调的儿童保护机制。国外有儿童保护专员、儿童保护监察办公室,国务院去年出台了留守儿童保护意见,都明确乡、村都有儿童福利监察员。我们现在就需要有安全体系和机构建立起来,需要专业化服务,需要运行机制,建立预防、监测、应急、处置、救助机制。监测预防方面,在社区、学校、村里就要通过专业的评估办法筛查出高危的孩子,一旦发现问题要有强制报告机制和应急机制。

  她特别指出,从法制建设来讲,要有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体制,包括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警务制度、法庭审理、未成年人检察等,需要专门的队伍才能把未成年人保护落到实处。

  林奕含的悲剧在台湾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修改补习学校教师管理方法的讨论,希望在既有的性别平等条例之上,能够有更有效的处理机制来应对类似的性侵害、性骚扰事件,让受害人知道她们并没有错,也可以获得帮助。

  波兰、美国部分州、英国、丹麦、瑞典、韩国等国之前就已经相继通过法律,对性罪犯实施强制性化学阉割或者在自愿前提下接受化学阉割,以此作为性犯罪者释放、减刑、假释的条件。

  据瑞典、冰岛、丹麦和挪威四国统计数据显示,化学阉割可以有效减少恋童癖的犯案次数,当地此类案件发生率已由40 %减少到了5 %。

  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国家能够通过更好地完善相关的处理机制,带动社会认知的根本转变,从而真正改善受害者的处境,还给孩子们一片蓝天。

  转自:《民主与法制社》